歷史的發展,經常會被一些突如其來的事情,完全改變走向。隨著秦王朝完成統一六國的大業,秦始皇二十九年(前218)前后,廣州乃至整個嶺南,正面臨著這樣一場突如其來的巨變。

秦始皇有囊括四海,并吞八荒的雄心。雖然終其一生,南行的足跡,最遠止于洞庭,再往南去,便是瘴霧繚繞、讓人望而生畏的五嶺了。楚國沒有能夠跨過去,秦始皇也從未涉足,大部分北方人都沒到過山那邊。去了的人幾乎都沒有回頭。他們對嶺南的一知半解,多半靠道聽途說。現在,秦始皇決心征服這片神秘而廣袤的土地了。

他為什么一定要征服嶺南呢?秦始皇的理想,是建立一個大一統帝國,他希望掌控天下萬事萬物,不僅文字、音樂、禮儀、度量衡、錢幣他要管,馬路的寬度、車輛的尺寸他要管,甚至人們讀什么書,講什么話,他統統都要管。舉凡一切行政、軍事、經濟、民間生活,事無巨細,都要置于管控之下,他才“朕心稍安”。如果某個地方,有他控制不了的東西,他會終日如芒在背。這種心理,有如得了強迫癥。他極需要把權力擴張到他的認知所能夠到達的極限之地。因此,他必須征服嶺南,不征服睡不穩。

中原喘息甫定,秦王朝的五十萬大軍,便在尉屠睢統帥下,分東西兩路,浩浩蕩蕩南下。東路取道江西,攻閩越地區;西路取道湖南,攻廣西地區;居中一支,越九嶷,下湟溪,順北江直搗番禺(廣州)。三軍出朝,地動山搖。陸上甲馬如云,水上樓船相繼,旌旗遍野,戈矛林立,鋪天蓋地,席卷而來。這陣勢,令人心膽俱裂。

南北戰爭第一回合:南方贏

五十萬秦軍

然而,這場徹底改變廣州未來的戰爭,到今天,雖然為史學家和文學家所津津樂道,但還有許多細節未能厘清,留下了一筆糊涂賬。

首先是開打時間,一直眾說紛紜,有說是公元前222年,有說是公元前221年,也有說是公元前219年,還有說是公元前218年。其次是領兵的主帥,有說是屠睢一人,《淮南子》稱“秦皇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,與越人戰”,并無其他將帥的名字;也有說是屠睢和趙佗兩人,《史記》便稱:“使尉佗、屠睢將樓船之士,南攻百越。”似乎趙佗的地位比屠睢還高,排在前面。

另一個疑團是,這支五十萬秦軍,到底是正規軍,還是由賤民、罪犯組成的雜牌軍?秦國到底有多少正規軍?秦始皇二十二年(前224),王翦領兵伐楚,發兵六十萬,他自稱“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于我”,也就是說秦國全部兵力也就六七十萬,打楚國時已差不多傾巢而出了。伐楚之后,部分士兵已戰死沙場,還要分兵駐守三楚之地。那么,它還有多少兵力可供征伐南越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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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軍戰車

司馬光的《資治通鑒》說,秦始皇“發諸嘗逋亡人、贅婿、賈人為兵,略取南越陸梁地”。有人據此推斷,這五十萬大軍,并非蕩平六國的熊羆之師,而是由“逋亡人、贅壻、賈人”拼湊的雜牌軍。秦朝有“七科謫”之律,凡是罪吏、逃犯、倒插門、一家三代做商人或做過商人的人,都屬于重利輕義的賤民,沒有資格當軍士,只能在軍中做苦役,打仗時充當敢死隊。但如果說五十萬大軍全是“七科謫”的罪犯和賤民,似乎也不太可信,秦始皇再看不起嶺南,也不至于如此輕率。也沒哪個將領敢帶領這樣一支七拼八湊的“散仔兵”,孤軍深入,遠征遐荒之地。

于是又有人分析,秦軍的南征,可能分先后兩撥,第一撥是屠睢,他的大軍是正規軍。后來屠睢敗亡,任囂、趙佗再率領以“逋亡人、贅婿、賈人”為主的援軍南下,這是第二撥。還有一種觀點,認為屠睢、任囂、趙佗的軍隊都是正規軍,幾十萬“逋亡人、贅婿、賈人”,是戰爭結束后,才發往嶺南殖民的。

但如果屠睢已發卒五十萬,任囂、趙佗再帶來援軍,戰后復“謫徙民五十萬戍五嶺”,人數合計,又過于龐大了。因此,最大的可能是,五十萬是所有南征秦軍的總數,既包括了屠睢最初的兵力,也包括了任囂、趙佗帶來的補充兵力和戰后謫徙的罪民。秦軍不可能全是正規軍,也不會全是賤民、罪犯的雜牌軍。在廣州的秦漢墓葬中,出土過三件雕有動物紋飾的鎏金銅牌,乃匈奴之物。可見這支秦軍曾與匈奴作戰,南下時把戰利品也帶來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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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船

秦始皇發動這場戰爭的動機,按《淮南子》說,是看中了“越之犀角、象齒、翡翠、珠璣”,未免貶低過甚。但如果說秦始皇很重視這場戰爭,也非實情。戰爭開始得很草率,后勤補給線幾乎沒有建立,以屠睢這樣一位性格魯莽的人領軍,勞師遠征。很顯然,一開始秦始皇沒料到打南越有多難,用五十萬人踏平南越,綽綽有余——盡管五十萬之數,有相當水分,但大秦氣勢正盛,攖其鋒者必死。在他的考慮中,戰爭結束后,把這批賤民留在嶺南做勞力,開山墾壤,屯耕戍海,意義也許更大。

這些軍人也清楚自己的身份,謫罪戍邊,峻法難逃,他們的命運,早已注定,無論打贏打輸,都回不了中原的了。缺乏作戰經驗,士氣也不是很高,長途跋涉,兵疲意阻,卻遇上誓死保衛家園的越人,一場殊死血戰,乃驟然爆發。

越人從來沒有經歷過大型戰爭,他們的武器裝備,都是為打獵準備的,與北方軍隊相比,顯得窳隳不堪。但南征秦軍的兵器,也不見得多好。1962年在區莊螺崗的一座木槨墓中,出土銅戈一件,上面刻有“十四年屬邦工□(師)蕺丞□□□”等銘文。雖然筆劃細如發絲,磨蝕嚴重,但幸好關鍵幾個字,尚能辨識。從銘文推敲,既稱“屬邦”,不避漢高祖劉邦名諱,當為秦軍之物;“十四年”為秦始皇十四年,而秦軍平定嶺南,乃三十三年事。換言之,在“一年三百六十日,多是橫戈馬上行”的戰爭年代,這支銅戈,居然使用了起碼19年。秦軍的兵器,似乎也比較陳舊,不甚精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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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船

秦軍的攻勢,初時一鼓作氣,兇猛異常。過慣和平生活的越人,猝不及防,被殺得雞飛狗走,雨零星散,西甌首領譯吁宋也被砍下頭顱。但他們很快重新集結起來,舉桀駿為新主帥。越人的武器裝備雖不及秦軍,但憑著天時、地利、人和,采取“游擊戰”形式,進行頑強抵抗。

越人的士兵,都是訓練有素的獵漁高手,頭戴羽冠,腰系羽裙,裸著古銅色的上身,赤著雙腳,手持弓箭、短劍、鉞斧、盾牌,守候獵物有著無窮耐心,獵物出現時,出手又快又狠。遇著秦軍人少時,越人就擂響銅鼓,震天動地,幾十艘甚至上百艘滿載戰士的船只,像箭一樣,從水岸邊的蘆葦叢中,紛紛射出來,鼓噪前進,奮力砍殺,然后不等秦軍反應過來,便迅速撤離。

越人的小艇,如魚群一般穿梭于河沖汊流,神出鬼沒,白天躲進深山密林,與虎豹狼蟲為伍,晚上突然從暗處殺出,襲擊秦軍營壘,鑿穿他們的樓船。當秦軍聞警馳援時,越人又悄然隱進了漆黑的山林,或消失在河澳隈曲之處。秦軍疲于奔命,無計可施。原以為征服南蠻,如熱熬翻餅,沒想到打了兩年,泥足深陷,連主帥屠睢也死于越人的箭鏃之下。《淮南子》記載了這驚天動地的一役,越人“夜攻秦人,大破之,殺尉屠睢,伏尸流血數十萬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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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族人的船只

秦軍付出了慘重代價才明白,越人并非一盤散沙的野蠻人,他們有著嚴密的軍事組織,強悍的戰斗力。相反,從高緯度北亞氣候地區來的秦軍,雖然占據了番禺、龍川等一些孤立據點,但在廣大山野沼澤地區,卻被打得暈頭轉向,受盡溽暑、咸潮、臺風、蛇蝎、山螞蟥、痢疾和各種“瘴癘”疫病的折磨,水土不服,糧食缺乏,忍饑挨餓之余,還要提防越人的襲擊,時時膽戰心驚。

秦軍攻占番禺的主力是“樓船之士”,也就是舟師(水軍),他們從北江順流而下,攻入番禺。樓船是一種體型巨大的船只,大者一艘可載幾百甚至上千士兵。然而,秦軍南征要翻越湘粵交界的崇山峻嶺,才能到達北江,他們不可能扛著樓船爬山,最大的可能是到達北江后,才開始制造樓船。在那么短時間內,像魔術一樣,變出這么多樓船,說明秦軍有非常高的造船技術和生產力。

屠睢占領番禺后,第一件大事,就是建立舟師基地,一方面要建造新樓船,一方面也要維修保養舊樓船,保持舟師的作戰能力。番山與禺山相交的灣澳區,山勢不算陡峭,水面也夠寬闊,是興建大型船塢的理想地。

明人黃佐編纂《廣東通志》,記載了一件奇事:“嘉靖戊午十一月,廣州城隍廟后五丈,有大榕樹,頹朽久矣。其根下壤又丈余,有穴,道士扣之,其聲洞洞然。曰:中必有藏物。發之,得桬木板數十片,皆兩兩相對立,多不可數,且近神像,乃封之。蓋唐宋以來完繕櫓板干也。” 時城隍廟位置與今天相同,在中山四路北側。這是古文獻首次記載在中山四路附近發現古代的“桬木板”,兩兩相對排列,數目“多不可數”。黃佐推斷這是“櫓板干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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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臺遺址

在嘉靖戊午年過了四百多年后,即1974年,考古學家在中山四路城隍廟旁,發掘出一個規模宏大的秦代遺址,深埋在地表下5米之處。這是一個建在河灘上的造船工場。船臺平行排列三個造船臺,呈東北—西南走向,已揭開的第一、二號船臺結構相當完好,長度在88米以上,南面是一片木料加工場。船臺是由兩行平行的大木板組成滑道,下面用枕木墊承,可以使受壓面積較為均勻,避免局部下沉,使船臺保持平穩。滑板上豎立著架承船體的一對對木墩,構成一個造船臺。木墩的間距可以調整,這樣就可以制造大小不一的船只。這種技術,直到近代船廠仍然在廣泛運用。

這個工場至少可以制造船身寬5~8米,載重25~30噸的平底木船。遺址上還發現了秦至漢代的銅錢,年代最晚的是漢文帝四銖半兩銅錢。對船臺枕木進行科學鑒定,測定其年代為公元前240±90年,也就是秦始皇統一嶺南的時代。

人們迄今還沒有發現過秦代的木船,但在出土的南越銅鼓上,最常見的圖案就是船紋,說明造船業在當時是一個興旺發達的行業。慣于“水處舟行”的南越人,應該有很不錯的造船技術,不過當時與秦軍正處于交戰狀態,這個船塢,不會有南越工匠參與,它只反映了秦軍而不是南越的造船工藝。

船塢的建造年代,有考古學家推測,應該是屠睢死后,“尉佗將卒以戍越”時修建的。但更有可能是屠睢興建的,他在嶺南轉戰數年,樓船是秦軍最重要的作戰工具,需要不斷補充和維修保養。而“尉佗將卒以戍越”時,戰爭已近尾聲,反而不那么迫切需要了。戰爭結束后,船塢甚至廢棄不用了。從船臺發現的滑板和枕木的棱角還很分明,推測船臺使用的時間不會太長。

考古界一直有不同的聲音。有一種觀點認為,這不是造船工場,而是秦代的一處木建筑遺構。因為秦時這里離江邊已有一段距離,在這里建船臺不合情理。

考古學家把遺址拍了照片,做了模型,跑去請教造船工人:這是不是造船的船臺?工人問:有沒有發現木炭和小木片?考古學家忙不迭回答:“有有,不僅有很多木炭屑、小木片,還發現了鐵鑿、鐵錛、鐵掙鑿、木垂球和礪石等工具。”工人揮揮手,不容置疑地說:“肯定是造船遺址了。別的行業不會有這種現象。”但依然未能說服質疑者。爭了幾十年,還在繼續爭。歷史的迷人之處,恰恰在于它有多種的可能性,供人探索。這個秦代遺址在試掘后,用河沙暫時填埋保存。

(圖片來自網絡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