屠睢被殺,秦始皇赫然震怒,碾平嶺南的決心,更加迫切。他意識到從大庾山入越地,困難太大,補給問題難以解決,屠睢就是吃了這個虧。越地“非水不至”,因此不惜動用十萬軍工,開鑿靈渠,使長江的船只,得以由湘江,過靈渠,入漓江、桂江,再轉入西江,順流東下,直薄番禺。載重萬斤的大船,也可以輕便行駛。水路的開通,大大減低了運輸成本,保障了秦軍的后勤補給。秦軍改以任囂、趙佗為主帥,收拾屠睢的殘兵敗將,重新準備舟楫,繕置軍器,擇日星駕席卷,大舉南犯。

任囂入越之前的經歷不詳,趙佗是恒山郡真定縣(今河北正定縣)人,兩人應該都是慣戰能征的驍將。由于糧路暢通,飛芻轉餉,源源不絕,秦軍的戰斗力大增。經過“三年不解甲弛弩”的苦戰,終于底定嶺南大部,消滅了越人有組織的抵抗。部分不肯臣服的越人,退入了廣西的崇山峻嶺之中,成為后來的僮族(壯族)。《粵西叢載》和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都把僮族歸入“古越人”之列。但也有人說,瑤族才是廣西原住民,《明史》便稱僮族是大元至正年間(1341—1368)才從湖北遷入廣西的。其實,所謂僮族、瑤族之說,和越族之說,大同小異,大抵是基于秦漢文化優越感的想象。

南北戰爭第二回合:北方贏了

今天的壯族(圖源網絡)

秦始皇三十三年(前214),嶺南終于正式劃入大秦版圖,設置南海、桂林、象郡。南海郡的范圍,東南臨海,西至今廣西賀州,北接南嶺,包括今粵東、粵北、粵中和粵西部分地區,下設番禺、博羅、四會、龍川四縣。任囂為南海尉,趙佗為龍川縣令,共守越地。按照秦制,郡設守、尉、監御史,守是行政長官,尉是軍事長官。由于嶺南遠離中原,秦始皇感到鞭長莫及,所以授予任囂較大的權力。嶺南三郡都沒有設郡守,最高長官就是任囂,對轄地實行“軍管”,所以《晉書》說他是“東南一尉”。

任囂最初在武水瀧口萬人城設郡治。黃佐《廣東通志》說:“秦南海尉署始于任囂,居瀧口西岸萬人城。”后來把治所遷到番禺,顧祖禹《讀史方輿紀要》說:“秦以任囂為南海尉,初居瀧口西岸,俗名萬人城,既乃入治番山隅,因楚亭之舊俗,謂之任囂城。”番禺的任囂城,位于今倉邊路以東至芳草街以西之間。

廣州自此成為嶺南政治中心。后人把公元前214年,定為廣州建城之始。具體日子不可考,但根據廣州的老傳統,農歷七月二十四日是城隍誕辰,這一天也就是筑城紀念日。

南北戰爭第二回合:北方贏了秦軍南征(圖源網絡)

許多人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:任囂為什么會看中廣州這塊地方呢?其實比任囂更早看中這里的是屠睢,甚至在屠睢之前,越人在這里可能已有一定的經營了。屠睢在海邊興建大型船塢,顯然是準備把這里當作一個政治、軍事樞紐來經營。但他低估了越人的反抗,結果在戰爭中賠上了性命。

水與山是選擇城址的兩大考慮要素,水的選擇尤為重要。大部分的重要城市,都是建在海邊或大江大河的出海口,這并非偶然。水不僅是人類生存的基本需要,而且從古到今都是人類互相聯系的紐帶,即使在火車、飛機發明以后,船運仍然是成本最低的運輸方式。因此,依水而建的城市,總是特別興旺。

古人選擇城址,除了要考慮軍事、經濟、交通因素之外,還涉及風水學、氣候學、方位學等學問。通常言風水者,以山南為陽,水北為陽。城池盡量建在山的東南面,西北倚山,東方開闊向陽,有利于大治。山是建城的另一個要素。用古代堪輿家的話來說,任囂城位于白云山與珠三角平原的結穴之處,吐唇之地,山水兼具,陰陽平衡。西北面是氣勢磅礴的越秀、禺山、番山,再遠處是白云山,更遠處是大庾嶺。山勢自粵北逶迤而來,一脈相連,一氣呵成。

所謂“百尺為形,千尺為勢”,越秀、禺、番三山為“形”,白云山為“勢”,形勢兼具。屈大均的《廣東新語》寫道:“昔人嘗以堯山及番禺為三山,與五嶺并稱。今堯山莫知其處,疑即粵秀也。三山之脈,自白云蜿蜒而來,為嶺者數十,乍開乍合,至城北聳起為粵秀,落為禺,又落為番。禺北番南,相引如長城,勢至珠江而止。”屈大均由此得出結論:“廣州背山面海,形勢雄大,有偏霸之象。”從科學的角度看,山地有利于調節地區的氣候,有利于水的聚集與流動,從而使動植物資源更加豐富和多樣化。無論從哪個角度看,廣州的山水形勢,都是得天獨厚的。

南北戰爭第二回合:北方贏了

南北戰爭第二回合:北方贏了

南越王墓出土的兵器

廣州雖然依傍珠江,但太近大海,經常有咸潮出現,人們的飲用水源,主要靠白云山的蒲澗泉水,相傳味甘冷異于常流,飲之有金石氣。在宋人蘇軾的《蒲澗》詩中,描繪了水勢的奇雄,有“千章古木臨無地,百尺飛濤瀉漏天”之句。溪水奔流而下,經濂泉一瀉出山,名為甘溪。甘溪注入金鐘塘后,掉頭向南,名為文溪,經上塘、下塘繞過越秀山麓,分為東西兩支,匯入珠江。東支為文溪主流,倉邊路就是昔日的水道;西支為文溪支流,即今吉祥路。西支在越秀山腳再分出北津溪,向西匯入蘭湖(今流花湖一帶)。

蒲澗被賦予了某種神秘的仙氣。相傳秦時山下有一條小村,鄉人鄭安期為了給鄉親治病,上山采藥,在蒲澗找到九節菖蒲,不料卻失足墮巖,被仙鶴救走成仙。白云山至今還有鄭仙巖。人們把七月廿五日定為“鄭仙誕”。每年這天都會有人到蒲澗洗浴,然后端坐石上,等候登仙,當然每次都是失望而回。明人陸漸逵的詩嘆道:“九節菖蒲生澗煙,人傳此地駐飛仙。何當共覓安期跡,數到秦皇漢武年。”

正因為擁有優越的地理環境,歷代統治者,對廣州有“王氣”,都心存忌憚。秦始皇曾聽信風水先生之說,認為廣州有“黃云紫氣之異”,龍脈在越秀山與白云山之間,便下令秦軍去鑿開一個二十幾丈的大口子,狀如馬鞍(至今留下馬鞍山地名,在云臺花園附近),以斷龍脈。據說開鑿之時,地下“涌血數日”。負責鑿地脈的,不出任囂、趙佗這兩人。

盡管如此,恐懼的心理,并未消除,直到一千多年后,明太祖朱元璋登基,仍然覺得廣州有王氣,為防異人出世,起猖獗之端,不利大明,下令在越秀山上蓋五層樓,安放羅剎像,以鎮壓南方的王氣。

任囂在廣州建城,并無實物可證,它的具體位置,唯有依據古人零星描述來推斷。《唐坰記略》稱:“舊有城在州之東,規模近隘,僅能藩離官舍暨中人數百余家。”可見面積并不大,類似一個行轅。宋初人鄭熊在《蕃禺雜志》記:“今城東二百步,小城也。始囂所理,后呼東城,今為鹽倉,即舊番禺縣也。”宋代的鹽倉在今倉邊路,這里有一條寬闊的文溪水道,因此,任囂城的西界,當在倉邊路。

南北戰爭第二回合:北方贏了

有人說,芳草街是任囂城的東界

有人認為,任囂城應該在南越王宮署遺址上,因為文溪東岸(今德政北路一帶)地勢較低,易有水患,任囂不可能棄西岸的禺山高地不用,而選擇東岸的低地。但當時西岸的船塢很可能還在使用,并未完全廢置。任囂城并不是一個永久性的城池,只是一個臨時性的軍營。設在文溪東岸,可以同時起到保護船塢的作用。

也有人認為,任囂城就建在原南武城舊址。被稱為三大奇書之一的《讀史方輿紀要》說,任囂遷入番禺后,“遂增筑南武城,周十里,號五羊城”。秦制以六尺為一步,三百步為一里。但這種說法,同樣有不少爭議,因為歷史上到底有沒有南武城,本來就歧見紛紜,如果南武城都沒有,“增筑”一說,從何談起?

凡涉及到秦、漢時的廣州文物,由于歷史久遠,信史闕爾,所以對為數不多的文獻,幾乎一字一詞,都會引起爭議。比如1952年在西村石頭崗的秦墓中,出土了一件蓋面烙有“蕃隅”二字的木胎漆盒,就是這一時期的遺物,便有人聲稱,這是“番禺”在秦時的寫法,漢代的“番”字已去掉了“艸”的部首。但也有人說,漆盒上明明是個“隅”字。“番禺”與“蕃隅”不是一回事。一般認為番禺之名,來自番山和禺山,番字無藩屬之意。但“蕃隅”卻可以解釋為藩屬之隅,意思完全不同。事實上,“蕃”字在漢代以后很長時期,仍然使用,可通“番”與“藩”,如廣州的“蕃坊”,讀音與“番”亦不同。有人提出另一種猜測:“番”為蠻夷,“禺”是地區,番禺是指“蠻邦”;但也有人反駁,番禺與上述各種解釋都不相干,而是古越語“鹽村”的意思,廣州曾經是產鹽區。

關于番禺的原意的討論、考證,直到今天仍在持續。各位廣州朋友,你們又有什么見解呢?